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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──看不见的农会

发表于 2020-06-10 | 收藏901 |

书名: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:耕地的人,另一种生活想像作者:绿妖 出版社:圆神 出版日期:2017/06/01

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──看不见的农会

看不见的农会

几乎所有刚接触台湾农会的人都会被它複杂精巧的结构迷住。

的确,农会辅导的产销班,除了方便推广技术,更形成血缘之外的情感连接。我亲眼目睹果树产销班开会时其乐融融的氛围;家政班除了与时俱进地教披萨、蛋糕的製作方法,也组织大家学跳舞,下课后姊妹们还可以聚餐聊天;而培养农业接班人的四健会,以「老会员带新会员」的理念,培养出有组织能力、有责任感、有领导能力的高中生、大学生。凡此种种,使埋头种地的农民,以多种组合方式、公共活动联结,而使农村隐隐拥有精神上的凝聚力。

但又有另一个农会。

採访杨儒门时,他冷笑着说:「台湾的农民谈到农会都会讲得很难听。」问及台北的朋友,她的第一反应是:「农会不都是地痞流氓吗?」他们给了一个称呼叫「桩脚」—「我把钱给你,你把农民搞定,统统投给我。桩脚再去下放利益给农民。它的说法是很美丽的,但其实是为了选票。这个在民主化过程中是很可怕的。」

仅二○一三年三月,就爆发了两条农会贿选新闻。台南善化农会为争取总干事,「两大阵营均传出贿选」,五名桩脚被羁押(苹果日报);屏东农会选举传出贿选,一票三千,两名桩脚被侦讯(中时电子报)。而早在一九九三年,《天下杂誌》就做过「兵家必争金桩脚」专题,「平时作业,战时选举,动辄拥有上万名社员、数十亿存款的信用社与农渔会,每逢选战,便成了权力角逐的磁力场,各派人马,蜂拥抢夺这群大桩脚⋯⋯」

农会之桩脚功能,堪称声名远扬。

两个农会,口碑为何有天壤之别?

老农常提起农会,而年轻人较少提及,这是否说明,它的影响正在式微?

而更大的问题是,採访的农民,无一人走农会的共同运销卖农产品,「我们讲那个是鬼市」。

问稻农为什幺会参加稻米比赛,他先说,有趣呀。然后手一挥,「都有啦。以后你要做什幺,它(农会)也肯帮你。说没有是骗人的啦。每个地方都一样啦。」这段话,透露出的让人吃惊的资讯是,因为农会掌握大量资源,它变成一个需要农民讨好来交换资源的组织──一个行政机关的面目。

农会犹如一架庞大的、错综複杂的机器。一九五三年重组农会时,设定其为多目标複合型结构组织,最初是为了多角度服务农民,以使农民加入农会后,「只需专心努力于田间生产工作,其余贸易、资金、技术,乃至损害赔偿,农会均可代为解决。」

目前来看,资金、技术、损害赔偿,农民都能从农会得到较多支援(代价是农会垄断大量资源,沾染行政机关气息),「帮农民销售农作物」一环节,并不尽如人意。

採访到的十几位果农与菜农,几乎没有人走农会共同运销。问他们,梨农含蓄笑笑:「我们不敢依赖农会。有些区域,农会作用大,他们会去辅导农民。但我们中部,水果太多。它不知道辅导哪一种。新社以香菇为主,而且只有中部有香菇嘛,其他地方没有嘛。它就以辅导香菇为主。」种枇杷的农民说:「到果菜市场拍卖,价格像跳水,今天卖两百,明天可能就二十,我们讲那个是鬼市。」一位菜农则说:「拍卖市场价格起伏很大,没货时是天价,有货变垃圾,有时当垃圾丢掉还没有人要。」—这最后一句「垃圾」,由给土地烧香、辛苦侍弄农产品的农民口中说出,颇为沉痛。

而大部分农民敦厚地沉默,被问到「为什幺不跟农会合作」时,会笑笑,然后默默地把水果卖给自己熟悉的大盘商。

新社农会在二○一二年七月分,共同运销卖掉蔬果十吨。这个量是什幺概念,在产期,一个枇杷产销班一天的总产量就有好几吨。十吨,大约是一个班三、四天的产量。

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的陈世芳在两千年做过一个调查,针对台中区包括彰化县、台中县、南投县、苗栗县一百零五个葡葡农户的销售方式进行调查,其中农户卖给到产地收购的盘商占最多,有四○%;委託行口代卖,三三%;直销,一二.四%;参加农会或青果社的共同运销,仅占五%。

「近十年来蔬菜共同运销量占批发市场总交易量虽有成长,不过只维持在一六%到一七%左右,青果共同运销仅停留在一○%左右,成长都很缓慢。」

共同运销系统,由政府辅导成立,意在调节供需,降低农作物运输成本,保障农民收益。在消费地,它有各级批发市场;在产地,有农会的小货车每天逐户收集,且有成熟资讯系统。

当日大部分农作物的最高、最低、平均价、涨跌和交易量,都会即时在网上、媒体播报,遇到天灾等特殊情况或价格变动幅度较大时,此系统可尽速调节供需,稳定价格。共同运销或曾发挥过强大作用,它的弊端却也逐渐显现。

首先,全台共同运销的果蔬大都集中在台北「一市」「二市」,容易造成供过于求,压低价格。而各地销售商均会参考此价格,造成全台果菜价格被压低;其次,拍卖底价,由农产公司评价小组设定,作为拍卖员喊价依据,杨儒门质疑: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?台湾所有的运销公司都掌握在当政者手上,都是地方管理部门和农委会出资成立的。」他认为农会、拍卖市场、运销公司、盘商联合决定农产品价格,农民被屏除在外,形成弱势;另外,拍卖价决定于承销人竞价,而后者倾向于联合起来减少竞价,果菜一天不卖就烂,最后只能贱价处理,此为「围标」;最后,果菜拍卖市场属于台北农产公司,后者拥有自己的供应中心,一位在云林县合作农场工作的农民说,拍卖前,它将品质好的蔬菜拖走供应合作超市,而以剩余品质略差货品的平均拍卖价格决定其支付价格,他形容:「只要蔬果一送达市场,就成了被宰割的羊群,让一群狼任意瓜分。」

早在一九七三至八一年,第五届、第六届省议会议员讨论农村建设时,「弊病丛生,营运效益欠佳」的果菜公司(台北农产公司前身)已激发许多讨论,包括「督促成立另一果菜公司,以互相竞争」「果菜公司的交易制度已沦为商人剥削之工具」。可见,针对果菜公司的争论,早已有之。

而此则新闻可视为民间积怨的爆发:二○一一年,马英九到屏东视察木瓜产销情形时,「农民反应台北农产公司疑有拍卖员与承销人勾结,压低木瓜交易价格,从中牟利情事」,农委会表示:「将会同台北市政府深入了解。」

农民更愿意找熟悉的盘商或行口合作,哪怕后者抽成是一○%,共同运销只抽三%。果农说:「果菜公司属于公家单位,所以它抽三%;行口是私人企业,还要向果菜公司租摊位,其成本较高,利润也比较高」—成本比较高,利润反而比较高;抽成比较高,农民得到的价格反而比较高。反过来是否说明,共同运销要幺效率低下,利润较低;要幺有人从中舞弊,损害农民利益?

杨儒门形容:「共同运销是官方和农业团体、运销公司、果菜拍卖市场、各地的菜市,团结起来侵蚀农民的利益」,这是他站在农民立场的表态。即使立场中立,也考量到一般民众立场,考量到当政者还有平抑物价职责,不能接受农作物大幅涨价之后果,但政府出资建立的共同运销,和同一市场内的行口之间总有可比性—共同运销为何输给成本更高的行口?

还在走共同运销的,大部分是一些年老不识字、没有更多资讯管道、只能依赖农会的老农。如果说零散的盘商是乡间小路,政府辅导的共同运销该是柏油大道。这样一条现成的、宽阔的道路若渐渐荒废,未免可惜。

杨儒门认为台湾农业的最大弊端,是一九七二、七四年改革《农会法》,废除股金制,农民的股票变成零,农会变成私法人,「农会和农民的关係就脱节了。变成以赚钱为目的,而非以协助农民为目的。之后,农业就出状况了,产销就不好了。」

这与郭敏学的观点不谋而合,郭敏学认为,「废除股金及盈余分配办法失却会员的向心力」,废除股金制,「农会失却其为农民所自有,被迫地位悬空,而成为乡村社区一宗『无主财产』。」会员与农会资金的权利义务遂完全脱节,逐渐演变为,农会职员对农会的兴衰,比会员更加关心,会员反而漠然。

他认为,就纯理论观点,合作组织对会员交易不应有盈余。故此,盈余「纯是对会员的应付」,除了按交易额为比例予以分配外,其他分配方法均不合理,也不合法。故废除会员交易分配金,「不特将农会和会员间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密切关係一扫而空,农会也失却其为合作组织的基本精神。」〈台湾农会当前问题与其解决途径〉一文写于一九八三年,郭敏学时年七十四岁,已自农复会退休多年,仍为农会隐疾大声疾呼。而时隔多年,一九九三年,民进党印行的《农业政策纲领》中,仍提出「恢复农会股金制度」;以及一九九六年出版的《台湾农民、农村及农民组织论丛》一书中,在农民团体干部联合训练协会工作多年的刘富善也仍在建议「恢复股金制以会员交易量比例分红」。

现行《农会法》中,农会总盈余的六二%,必须用于农业推广、训练、文化、福利事业费,也就是说,返还到农会推广股、保险部、共同运销等,这也是对农民的一种返还。而郭敏学认为不该废除的「会员交易分配金」,则是按交易比例,直接返还农民本人。该种返还,可参照性质同为社团法人的「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」,该合作社的结余,是拿出五○%,按在社消费比例,直接返还社员。可以看出,该种分配模式,的确更有助于强化社员对自己是合作社股东的认识。

由于和主管机构接触紧密,许多资源通过农会发放,农会的职员称「我们是帮官方做事情的」,这句话貌似没错,但又有深意。别忘记,农民才是农会的老闆。但目前,不仅许多农会职员一瞬间未必想得到,农民知道自己是「老闆」的又有几人?

农会是一个多目标功能的合作组织,它曾因此在农业上发挥过强大作用,但若监督不力,也容易变成一个庞大怪胎:一个带有行政色彩的基层机关+私营企业+合作组织。

比如透过农会发放的多种补助,杨儒门批评:「如果你是要设备的补助,耕耘机、温室、冰库,那不是申请就拿得到,要看它给不给你。所以你要跟农会的职员关係好,才有资源。拿着公家的钱做私人的事情,农民要感谢农会,这样对吗?」

如果结合「我们是帮官方做事情的」,结合哪位稻农讨好农会,可以看出,「农民是农会老闆」的观念已逐渐消失。

原因有很多。首先是「废除股金制」,导致农会产权不明,「离农」状况严重。

其次,派系斗争的痼疾一直伴随农会。派系斗争,可分地方上的派系之争,与台湾各党派在地方上的派系之争。所有的派系斗争,都可能出动桩脚,为自己买选票,小到竞选农会理事、理事长、总干事,大到超越地方层级的选举,如议员、立委、党主席,甚至总统选举。因农会在农村组织绵密、完善,是兵家必争之地,贿选丑闻时有发生。

郭敏学认为,一九七四年公布新《农会法》,废除对公职人员入会资格和对农事从业收入二分之一的限制,非农民跻身农会,以非正常手段竞选理监事,败坏选举风气,导致农会深陷地方派系斗争。而杨儒门说:「像我住的那个村,八成姓杨,所有人几乎都是我们亲戚。我们姓杨的选举就很容易,怎幺可能选一个外姓。这就叫门阀。」郭敏学是从制度面上,谈论农会如何沦陷于派系斗争;杨儒门是从现实谈论既存群体差异。

关于台湾的地方派系起源,有一种观点如长期关注台湾事务的澳籍学者家博(J.BruceJacobs)等人认为,地方派系是既存于地方的群体差异,受到二战后地方自治选举激化所产生的结果。台大政治系教授赵永茂与东海政治系教授陈阳德也认为,地方选举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情景,地方群体为争取有限的职位,互相合作或对立冲突,便形成派系。也有人认为,国民党政权在此过程中,起到了制度设计之作用,均衡不同的派系势力,达到操控功能,以维护自身威权统治的绝对优势。所以,至少从五○年代开始,台湾各地已形成地方派系格局,从镇长、乡长、县长、县议员、省议员、立委等民代,一轮轮选举,强化了双方对自身派系的认同与凝聚力。派系斗争,并非农会发明,亦非起自农会,大势所趋之下,地方农会不可能独善其身。

而《农会法》历经多次修正,大致围绕在总干事资格及选任方式,可见此职位之炙手可热。若不幸,是一热中权术与私益之人当选总干事,其目标不外政治利益或信用部的金库,又怎会把农民的长久利益放在首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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